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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手翻译]新一代萨拉菲圣战主义

自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以来,中东国家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政治动荡,而随着这种动荡导致的环境剧变也使得国际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有了新的变化和机遇,逐渐由传统的单纯的暴力恐怖活动转变为更加隐蔽并渗透至社会基层的新形式的“圣战”浪潮,对西方乃至国际社会提出了更尖锐的挑战。2013年10月,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发表了题为《新一代萨拉菲圣战主义(Jihadi-Salafism’s Next Generation)》的报告,其中提到的如何应对原教旨主义派别——萨拉菲运动的新生代浪潮的变化就是典型。

精力所限,备注等内容没有翻译,同时译者水平有限,如有谬误,敬请指出。

 

新一代萨拉菲圣战主义

(Jihadi-Salafism’s Next Generation)

 

在近二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基地组织北非分支通过大量的由几十人组成战士团体来旨在暴力推翻西方支持的政府。他们自称是“萨拉菲斯特(salafist)”,为圣战而战或以伊斯兰名义进行“圣战”(译注:前者的原文是“holy war”,本意是不带褒贬的中性词,而后者的“jihad”才是指通常意义上理解的偏向极端的“圣战”),但是根据他们的策略和意识形态,他们又与在政治取向上主张清静主义和沉默主义的传统清教徒式的主流萨拉菲斯特截然不同。大多数情况下,参加萨拉菲圣战的组织是和基地组织有联系的,另一方面,在主流萨拉菲团体中,其支持者也在悄然增长。

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催生了新一波萨拉菲圣战(jihadi-salafism)浪潮的急速兴起,并日益成为”阿拉伯之春”的主流和流行趋势。其追随者们的世界观和目标与基地组织是共通的,但在实现方式上通常不选择暴力选项。在世界范围内,他们将开展社会运动,劝诱改变信仰——即“达瓦(da’wah)”与新兴的暴力活动方式相结合,目前在叙利亚反对阿萨德政权的斗争中最为突出。年轻的萨拉菲圣战者往往崇拜于那些在叙利亚开展圣战的人以及那些在阿富汗、伊拉克和其他地方战斗过的前辈。然而,相比起通过在社会边缘寻找并吸纳无公民权的年轻人并将其送往叙利亚或撒哈拉的训练营而言,他们越来越寻求通过直接行动来改变社会。他们会在大使馆前组织集体示威,攻击一个艺术展览,或者抗议他们认为的某项冒犯了他们自身的政策。这种新的萨拉菲圣战的主要目标和运作方式不会再制造针对国家或者西方目标的暴力场面(如2013年1月袭击阿尔及利亚的In Amenas 天然气设施那种只是为了吸引关注而非为了赢得民众支持的行为)。相反,新的萨拉菲圣战者们针对伊斯兰社会正在采取一种更具战略性和草根化的手段,偶尔使用包括暴力在内的有针对性的直接行动,来推进他们的目标。

在现今因经济危机和社会文化政治分歧而日益两极化的社会情况下,这种新的萨拉菲圣战主义的流行很可能会削弱和损害脆弱的政府和激进的民众之间的关系。比起由几十数百个躲藏在山区或沙漠的武装人员组成的死硬集团来说,一个庞大且根基牢固的偶尔会诉诸暴力的信徒群体对于国家的稳定更为不利。针对基地组织,只需将应对的策略重点放在反恐作战上;然而解决萨拉菲圣战主义这一新兴的极端主义必须要结合当地的社会、宗教、政治的实际来进行,其过程必然更为复杂。在北非,美国致力于通过推动经济增长、政治和解和安全合作来促进地区稳定。这种进化的萨拉菲圣战主义的流行将影响到所有这些努力,对美国在该地区的存在构成了新的挑战。从根本上来说,这种萨拉菲圣战的流行创造出的媒体效应比基地组织及其分支机构制造的暴力袭击小得多,但它的成败将在未来几年对北非地区的社会和政治方向产生重大的影响。

区分新老一代萨拉菲圣战者是比较困难的,以“辈分”来划分比按分类来划分更准确一些。至少从目前来看,日益明显的是,新一代对于暴力的使用更为有计划和慎重而不是将其视为绝对。相比主要依靠武装斗争来推进其政治目标而言,新一代萨拉菲圣战者认为社会和政治活动是同等的或更重要的手段。这种社会活动与暴力的相结合拥有强大的力量,并且比起基地组织狭隘的所作所为,这种形式对于社会各界的更具有吸引力。它还在措辞和实践两个层面上对于暴力的使用形成了一种新的不确定性,提高了决策者和分析家们对其定义并处理这种变化的难度。在北非地区展现的这种社会和政治环境中,之前的萨拉菲圣战主义的定义和派别划分变得越来越不准确,对这场运动的新的认识——包括其对所在地区社会可能产生的影响以及如何对其进行反制变得更加重要。

 

    难以定义和贴标签

萨拉菲圣战派是更广泛的萨拉菲运动的一部分,萨拉菲运动在信仰和习俗上试图仿效最早期的那些穆斯林。当代萨拉菲主义倾向于采取字面意义的方法来对待古兰经和圣训,尤其是将后者视为日常行为的指南。他们在世界观上是极端保守的,在宗教实践中是清教徒式的,对于在日常生活中哪些是允许的哪些是不允许的极为重视。他们寻求建立以伊斯兰教法为基础的虔信的伊斯兰国家,而他们之间的区别在于如何实现这一目标上。萨拉菲运动在这个基础上通常可以划分为三个即独特又互相交织的类别:

    1.传统经典主义论者“讲经人派(scripturalists)”,主要侧重于精神宣教、慈善、教育。

    2.政治萨拉菲(political salafists),主张参与现代代议制政治。

    3.萨拉菲圣战派(jihadi-salafists),倾向于暴力。

直到最近,西方社会的分析和行动主要针对于萨拉菲圣战派。这个名词被代称为那些主张对于推翻“腐朽”的或西方支持的政府建立伊斯兰国家,暴力是必要的萨拉菲派。在北非大量的萨拉菲圣战派组织不断的涌现并伴随着被政府镇压,主要是在20世纪90年代。进入21世纪,一些组织和团体宣誓效忠于基地组织核心本拉登以及其他基地组织的领导人。其中最为知名的萨拉菲圣战组织就是“基地组织伊斯兰马格里布”(al Qaeda in the Islamic Maghreb (AQIM)),它经过多年的对话与协商,在2007年从“萨拉菲宣教与战斗团” (Salafi Group for Preaching and Combat (GSPC))中脱离出来。不同的萨拉菲圣战运动有着推翻“叛教者”政府的共同目标,但其努力通常以组织或人员遭受毁灭性的失败而告终,成千上万的人或是逃走或是被监禁,或是被安全部队打死。剩下的人或是转入地下进行非政治性的宗教宣传,或是参与政界,特别是在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

老一代萨拉菲圣战派与其他萨拉菲派的不同之处是拒绝将传教和政治方式作为实现目标的主要手段,而是倾向于直接发动暴力圣战。虽然“基地组织伊斯兰马格里布”的前身及其分支通过在马里北部和阿尔及利亚南部建立与当地部落紧密依存的经济网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自我整合,但他们却从未在北非地区甚至是在仇恨本国政府和西方的潜在同情者中获得过广泛支持。部分原因是因为“基地组织伊斯兰马格里布”的暴力活动不分青红皂白而且他们在思想上更为放荡缺乏约束。

可以肯定的是,这种旧的圣战模式仍然存在。2012年年中民兵与基地组织联合占领马里北部以及2013年袭击阿尔及利亚In Amenas附近的一个天然气设施表明,基地组织模式的萨拉菲圣战主义仍然对当地和国际社会的目标构成威胁。突尼斯境内,“Okba Ibn Nafaa旅”【注1】在阿尔及利亚-突尼斯边境的察安比山(Chaambi)地区以及利比亚南部的灰色地带的持续不断的活动与冲突也显示了传统萨拉菲圣战主义的顽强。然而,尽管基地组织模式的萨拉菲圣战主义制造了多起引人注目的恐怖袭击,但它仍然处于一种边缘化的境地,并没有达到质变的程度。今天,基地组织相关的圣战分子仍有可能吸引该地区的成百甚至上千的人前往叙利亚战斗或者加入独立的武装组织,但他们仍然无法煽动起数万人规模的推翻政府的行动。

自2011年阿拉伯之春起,催生出了新一代的萨拉菲圣战运动。这股潮流融合了传统经典主义论者的传教手段和政治萨拉菲派的政治诉求,同时还保留了更多的基地组织的暴力萨拉菲圣战的言论和形态。这种致力于公民维权并直接参与社会进程同时并不拒绝暴力(至少在原则上)的新团体逐渐成为了主流萨拉菲主义的最为暴力的活动形式。然而明确地界定和分类当代的萨拉菲圣战运动非常困难,况且不同的派别的思想和行动常常互相交织。据威尔·麦坎茨(译注:Will McCants,美国的一名研究圣战思想的专家)表示,“那些转向暴力倾向的萨拉菲并不会从非暴力倾向的萨拉菲中脱离出来。他们经常参拜同一所清真寺,遵循相同的宗教学者,上同样的大学。”他猜想,是政治环境的变化“迫使萨拉菲重新考虑他们的方法和手段”。

倾向于以偏向类型学(typology)为基础来更广泛地了解不同的伊斯兰角色的托马斯·黑格海默(译注:Thomas Hegghammer,挪威伊斯兰问题专家)提出了一种对萨拉菲圣战运动进行分类的方法。他列举出五种伊斯兰团体的基本动机——以国家为导向(state-oriented)、以民族为导向(nation-oriented)、以“乌玛(umma)”为导向(umma-oriented)【注2】以伦理准则为导向(morality-oriented)、教派——然后将每个组别按照暴力和非暴力进行划分。他认为最为暴力的伊斯兰主义者是由数个或者全部这些动机同时驱动的,尽管可能大多数人会有一个强于其他动机的关键动机——一个塑造其策略和优先考虑事项并且其通常决定其暴力活动的发展方向和形式。莫妮卡·马克斯(Monica Marks)在对突尼斯的萨拉菲斯特们进行了实地调研之后认为,在确定一个人是否是萨拉菲,一个人会变成何种类型的萨拉菲,以及一个人的暴力倾向时,身份是首要因素。她发现“那些摒弃了传统经典主义论者的清静无为和政治萨拉菲派的政党政治的年轻萨拉菲们绝大多数身份是萨拉菲圣战派。”

新一代萨拉菲圣战运动难以符合大多数的(教派)类别和定义,部分原因是因为其成员根据当地不断变化的情况实施不同的策略。”阿拉伯之春”背景下的政治环境为年轻的萨拉菲们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发展提供了机遇。这种类别模糊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萨拉菲们寻求避免被归类的结果(译注:这里的意思是,新一代萨拉菲圣战运动努力根据各种情况采取不同的策略,努力规避被外界打上暴力激进的标签)

新的萨拉菲圣战群体的崛起象征的不只是对本拉登倡导的意识形态的重塑。事实上,它是因(本拉登的)那种意识形态的失败或者至少是其战略上的失败而发展起来的。在过去的十年,北非的圣战主义者以推翻现政权为名义进行谋杀和恐怖活动。虽然暴力一直被“正确的目标是什么”的争论所伴随着,但恐怖袭击所造成的单纯的杀戮使得马格里布地区(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三国的代称)的民众对反叛组织愈加地反对和排斥,甚至在具有伊斯兰复兴思想的萨拉菲中也有着持续的共鸣。

 

   萨拉菲圣战主义成为主流

起初,2011年,作为一场以社会和政治变革为主要目的的运动,横跨蔓延北非的反对活动削弱了萨拉菲主义的吸引力。尽管年轻的萨拉菲们参与了这场运动,但并没有领导各个起义。这场阿拉伯剧变给年轻人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息,比起简单的武装叛乱民众还有其他的方式来改造社会,包括由反对根深蒂固的政权的民众发起的非暴力的群体抗议。面对这些抗议活动和摆在面前的不断变化的政治环境,萨拉菲主义没有消亡——它适应了。

最明显的适应是其运动融入了社会主流。这是相对于基地组织版本的萨拉菲圣战主义,它在地理和社会层面上都处于社会的边缘地带。后阿拉伯之春时期的政治环境为一系列社会和政治参与者创造了空间,孕育出了新的萨拉菲圣战团体,如“安萨尔伊斯兰教义组织(Ansar al Sharia)”,一个赞美反对专制或由西方支持的政府的圣战,同时强调将社会和政治活动作为社会伊斯兰化的主要工具,最终建立一个伊斯兰化的国家。

在突尼斯和利比亚,由起义释放出的自由状态给了年轻的萨拉菲圣战者新的空间,以较少的约束来传播他们的信息,并使得这些团体作为社会政治运动脱颖而出。他们对他们的宗教活动持更为开放的态度并且公开表示支持基地组织,同时不断地挑战“腐败的”西方社会的习惯与文化。他们的行动以及通过展示力量来捍卫自身社会地位(静坐和其他直接行动如2011年关闭马努巴大学)的意愿所展现的纯粹的无畏,将他们同其他萨拉菲们显著区别开来。

年轻一代的萨拉菲圣战者们非常尊重老一代圣战者,他们非常佩服他们在叙利亚、伊拉克和其他地方展开的战斗。他们通常排斥目前的代议制民主的尝试,他们不仅认为从历史角度看,西方力量会培植、支持并重建独裁政权,而且还认为前独裁政权正准备夺回该地区的控制权。尽管他们赞成在叙利亚发动圣战或是对抗美国和西方势力,但他们一般都不主张号召对后阿拉伯之春的新政府发动圣战,虽然他们确实鼓吹或叫嚣支持一系列的暴力行为。

这些新流行的萨拉菲圣战运动主张将暴力的使用作为实现一系列目标的合法手段。他们往往针对个人和财产采取惩戒性暴力的私刑,而不是直接对抗安全部队或者是国家机器的象征。他们攻击酗酒者和贩卖酒精饮料的个人。但更系统性的,突尼斯和利比亚的团体已经摧毁了数十座纪念受人尊敬的圣人的陵墓和其他著名的伊斯兰圣地,以此作为“以伊斯兰思想‘清洗’遭受‘腐败’影响一千多年的社会的第一步” 【注3】。在利比亚被摧毁的地点数量估计为60到200个,其中在的黎波里和班加西地区最为集中,有时安全部门参与合谋了这些破坏。

但有些行动已经变得更加积极和重大。2012年9月14日,突尼斯的“安萨尔伊斯兰教义组织(Ansar al Sharia)”被指控因《穆斯林的无知》(译注:即在2012年引起全球范围穆斯林抗议浪潮并导致美国驻班加西大使身亡的,由以色列裔美国人萨姆·巴奇莱(Sam Bacile)制作并导演的那部侮辱先知穆罕默德的电影:《Innocence of Muslims》)这部电影的刺激而策划了袭击美国大使馆,但它的领导人,已经转入地下活动的Abu Ayadh al-Tunsi否认了这样的指控。尽管班加西的安萨尔伊斯兰教义组织在组织层面上否认杀害了美国大使克里斯·史蒂文斯和其他三名美国人,但没有人能否认其成员在攻击美国领事馆时的积极行为。这些攻击可能不是由安萨尔伊斯兰教义组织所领导的,但是有显著数量的这个组织的成员参与了袭击。

新生代萨拉菲圣战者们在愤怒和沮丧感上同非萨拉菲主义的青年感同身受。和他们一样,他们追求社会正义和经济公平,并且通常阐明这样的立场,即社会主义哲学和资本主义哲学都是行不通的。从表面上看,新生代萨拉菲圣战者们将圣战的生活方式作为将自己从自己生活的这个世界完全区分开来的所作努力的一个组成部分,如蓄胡须,通过穿卡米衫(宽松长衫)、jilbab(带头套的斗篷,即常见的女性所穿的服装)、尼卡伯(面纱)来将两性分离开。相对于那些在2011年阿拉伯之春中站掌控地位的人而言,莫妮卡·马克斯已经将这些新一代视作独特的“象征着一种不同于政治抗议及其生活方式的形式的亚文化”。

萨拉菲圣战主义团体变得日趋主流,他们通过可以与当地青年形成良好互动的新兴机构和网络来习以为常地公开传播圣战信息。尽管其中一些已经成为放弃社会奔赴叙利亚前线的年轻人的团体,但上述这些举动主要还是在本地寻求圣战的机会而不是对外国占领者或“异教徒”实施暴力的先验行为。这种新的圣战主义的理论指导家是阿布·穆罕默德·迈格迪西(Abu Muhammad al-Maqdisi)【注4】,他的思想影响了多个安萨尔伊斯兰团体,主张通过周密策划和有针对性的暴力袭击有助于圣战组织巩固实力,而短期的“战术性”的暴力行为则会适得其反。因此,虽然新生代萨拉菲圣战者自称自己为“圣战者”但却倾向于将自己同其他暴力团体区分开。他们在原则上不拒绝使用暴力,但强调先通过类似传统经典主义论者的说教和劝导来推广他们的价值观,其最终目标是在伊斯兰国家实行严苛的伊斯兰教法。

这些团体与基地组织分支武装的不同之处以及之所以更具战略威胁是因为他们更好地融入了社会。他们的领导人和活动家可以是店主、教师、建筑工人以及拥有广泛社会关系网的商人。他们在社会上和现有网络上的存在有助于招募其他人。不同于基地组织形式的脱离社会的萨拉菲圣战,新一代萨拉菲圣战运动能够在发动圣战的同时,其成员还可以保留自己的社会角色,这使得他们能够直接与潜在的支持民众进行互动并施加影响力,这点连基地组织都做不到。

一些新生代萨拉菲圣战运动的领导人曾信奉基地组织的策略,但现在则敦促他们的年轻的追随者谨慎使用暴力,并在尽可能地选择更和平的方法来改变社会。这种战略转变主要取决自阿拉伯之春以来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而且也取决于组织之前二十年发展的状况以及国家镇压的力度。在北非,利比亚对伊斯兰运动的镇压是最凶猛的,导致20世纪九十年代几乎所有的伊斯兰激进分子都被流放或监禁。在突尼斯,本·阿里的镇压同样力度很大,某种程度上导致了伊斯兰主义者在他倒台后的大选中的胜利。阿尔及利亚,在民主化尝试之后开始巨大的动荡并同反对派持续着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十年之久的战争,现在已经促成了与武装分子的民族和解进程,并成功地将一些伊斯兰主义者整合进了正式的政治框架内【注5】。摩洛哥还给予一些伊斯兰主义者的政治空间以便他们在逐步民主化的背景下表达自己的声音。

班加西的安萨尔伊斯兰教义组织的头目们,特别是谢赫·穆罕默德·扎哈维(Sheikh Muhammad al-Zahawi),都在卡扎菲的监狱里蹲过几年,而在利比亚东部的城市德尔纳(Derna)的安萨尔伊斯兰教义组织,其领导人是前关塔纳摩监狱囚犯库穆(Abu Sufian bin Qumu)。在2011年后,两个组织都不主张针对利比亚革命后的新政府开展暴力活动,事实上班加西的组织返回当地后为医院和政府大楼提供了安全保障,即使在它的一些成员可能参与了班加西袭击之后。

突尼斯的安萨尔伊斯兰教义组织领袖Abu Ayadh al-Tunsi同样走过了一个从完全排他到回归的典型道路。在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在被本·阿里囚禁前,他在阿富汗领导突尼斯战斗旅(Tunisian Combat Group)。虽然在2012年9月美国使馆遭袭击后目前他躲藏起来,但他仍然继续劝导突尼斯政府和他的年轻的追随者以避免彼此暴力相向。在2013年8月5日的一份声明中,他敦促突尼斯当局在7月世俗派政治领袖穆罕默德·布拉米(Mohammed Brahm)遭暗杀后 “保护”萨拉菲青年人免受可能遭受的暴力。在2013年5月一系列的冲突对抗后,更多的传统萨拉菲圣战主义者也敦促突尼斯的安萨尔伊斯兰教义组织要谨慎对待与安全部队的冲突。

赞成暴力同时又限制其使用究竟是思想上的转变还是为避免与安全部队发生冲突而做出的战术性的改变,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至少有一次AQIM教法委员会的一位成员Abu Yahya al-Shanqiti劝导年轻的萨拉菲们要有耐心。据说他发了一条推特劝告说:“不要因这个政权以及它的野蛮行为的挑衅而做出鲁莽的可能会破坏你神圣的信仰的行为。”直接而持续的冲突也许会使得萨拉菲主义者利用其受害者的地位获得民众的支持,但也可能降低他们在广泛领域活动中的容忍度。

 

   应对新一代萨拉菲圣战主义

因为这些新的圣战组织不倾向于明确地使用暴力反对政府或西方目标,所以更难以排除他们的意识形态的影响。北非各国政府采取了各种不同的策略以吸纳这些团体,但成果有限。

在突尼斯伊斯兰复兴运动党(Ennahda party)与安萨尔伊斯兰教义组织的关系在不到两年内由互相宽容发展到了对抗。复兴运动党最初寻求与安萨尔伊斯兰教义组织以及其他萨拉菲派进行对话,在他们推动限制暴力和暴力措辞的时候。这种宽容在2012年9月美国驻突尼斯大使馆遭袭后开始逐渐崩坏,而2013年5月政府取缔了安萨尔伊斯兰教义组织的全国会议,引发了安全部队与萨拉菲激进分子之间的冲突。然后在2013年8月27日,突尼斯政府宣布安萨尔伊斯兰教义组织为恐怖组织,理由是它与Okba Ibn Nafaa旅有联系且与左翼政治家肖克里·贝莱德(Chokri Belaid)和穆罕默德·布拉米被暗杀有关。【注6】这些暗杀事件激发了突尼斯更深层次的政治危机。取缔安萨尔伊斯兰教义组织的行动给了复兴运动党一个与极端伊斯兰主义者划清界线的机会,这是一个被充分利用的行动。短期来看,此举可能推动萨拉菲运动者进一步转入地下并增加其重新开展暴力袭击的可能性,而不是解决突尼斯的政治危机。

在阿尔及利亚,政府已经否决了萨拉菲主义者的关于参政的要求,因为他们认为1989年承认伊斯兰拯救阵线的合法化是一个错误。而在摩洛哥数十名前萨拉菲圣战主义者已经被赦免并被允许重新参政。有些人如穆罕默德·斐扎兹(Muhammad Fizazi)已经表示出组建政党的兴趣。2003年,斐扎兹因与卡萨布兰卡爆炸案有关联而被判处有期徒刑30年,但在2011年早些时候被赦免。2009年,他给他在德国的女儿写了一封公开信,试图与过去奉行暴力和极端主义的自己划清界线。今年6月,三名摩洛哥的萨拉菲主义者宣布他们寻求通过现有的政党来参与政治。

然而,突尼斯和埃及的革命经验使得很难驾驭新一代萨拉菲圣战主义使其走向和平主义或政治萨拉菲主义。

复兴运动党未能在更保守的宗教议程上取得进展,同时它对安萨尔伊斯兰教义组织的取缔也印证了部分萨拉菲圣战主义者的政治将迫使他们改变自己的信仰的担忧。此外在埃及,对他们(萨拉菲主义者)而言,7月份的军事政变以及8月对穆斯林兄弟会政府的镇压证明民主选举的结果并不是总是被尊重的。萨拉菲圣战主义者,大体上可以说是占了年轻人的一大比例,他们对国家和民主政治已经产生深刻的怀疑,最近发生的这些事件更加深了这种怀疑。

这样的结果就是,许多萨拉菲圣战主义者选择退出选举政治,这是一个涉及到更多的自由和更少的妥协压力的选择。游离于政治系统之外,他们能够坚持自己的原则和模糊的状态。这种模糊的状态最终会使他们更加难以应对,尤其对于弱势政府和有暴力倾向的两极分化的社会而言。虽然鼓励圣战主义者放弃暴力主张转而赞同政治活动很重要,但同样重要的是防止他们“跨过卢比肯河” 【注7】成为完全的反对政府的圣战分子并由本地的政治竞争转向不稳定的地区冲突。鉴于新一代萨拉菲运动摒弃了上一代的战术和力量构成,并且倾向于有限制的更有计划性的暴力手段,将其转变为和平主义或政治萨拉菲主义的传统策略将越来越难以实施。

 

   展望未来

萨拉菲圣战主义者还没有在北非星期阿拉伯之春这样的兴趣,不过他们正在利用这种乱局。政治过渡进程和更开放的政治讨论环境给萨拉菲圣战主义者提供了传播他们的思想招募其追随者的新的机遇。鉴于他们对基地组织的钦佩以及偶尔的对个人、组织和国家实施暴力,这些新的群体构成了日益严重的威胁。

为了应对这种不断变化的威胁,在突尼斯和利比亚这样国家,关键是要加强过渡时期政府的执政能力,并提高整个地区的政治透明度。增强经济主动性来刺激广泛的增长,创造工作岗位为青少年提供重要的就业机会对于维持广泛的稳定也是至关重要的。而一个以严苛的强制性维护安全的做法很可能会适得其反。各国政府必须把重点放在赢得安全部门改革(包括约束安全部队的放纵倾向)、司法改革(包括司法过渡和民族对话)和经济改革的“改革三连胜”上。

未来的首要挑战是要更加明确种新生代萨拉菲圣战主义会不会有可能对他们的政治对手和其国家采取大规模的暴力手段。将他们从以AQIM为代表的暴力形式中分离出来,并阻止他们跨过直接暴力和圣战活动的红线是至关重要的步骤。去激进化和由国家主导的伊斯兰改革发挥了一定作用,尽管是有限的。重要的是宗教当局应以伊斯兰教的其他解读来淡化萨拉菲圣战主义的理论,并强调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双轨制改革。摩洛哥和毛里塔尼亚已经制定了全面战略,旨在推行更符合本国历史和文化的伊斯兰教义解释。这些非激进化项目将在整个传媒系统、教育系统、监狱和军队系统产生一些效果。

尽管这些举措只是一个更广泛战略的一部分,但它们对于处于政治动荡和革命状态中的国家只有有限的适用性。他们反对萨拉菲主义的举措也不太有效,因为萨拉菲是天生的反国家主义,而且鉴于国家操纵官方伊斯兰教和伊斯兰政党的悠久历史,他们也是多疑的。在可预见的将来,萨拉菲圣战组织将继续利用政治不稳定和政府弱势的弱点来破坏脆弱的政治过渡进程。

由于在该地区,大量的年轻人将暴力手段视为一种可接受的政治工具,同时他们在行事时践行这种观念,极端主义将继续削弱阿拉伯之春的成果和承诺。萨拉菲圣战主义的低层次的本地化和有针对性的暴力无法与基地组织那种骇人听闻的暴力活动相提并论,因此它吸引的关注较少。然而,在接下来的这一代,盛行的萨拉菲圣战主义的影响和冲击将会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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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链接:https://csis.org/publication/jihadi-salafisms-next-generation

【注1】Okba Ibn Nafaa旅

与基地组织有关联的活动于突尼斯、马里、阿尔及利亚、利比亚边境地带的恐怖组织武装,由突尼斯、利比亚等国的极端分子组成。该组织自卡扎菲身死后活跃起来,以阿尔及利亚与突尼斯边境地区的Chaambi山区为据点不断在对突尼斯军队发动游击战。此外,该组织还利用利比亚的混乱局面获得了大量包括导弹在内的武器装备,阿尔及利亚、尼日尔等国都曾多次在边境查获过来自利比亚的企图走私进本国境内的武器。2013年7月,一辆满载便携式防空导弹和火箭弹的车辆穿过利比亚边境进入阿尔及利亚,并在EL OUED地区被阿方摧毁,三名利比亚人丧生。据称,该三名利比亚人就打算将武器运往Chaambi山区。

【注2】乌玛

泛伊斯兰主义者所鼓吹的超国家、超民族、跨地域的“泛伊斯兰民族共同体”。

【注3】这里解释一下攻击酗酒者和捣毁陵墓的意义。

首先,在古兰经以及《圣训》中都明确地禁止饮酒,同时将贩卖酒视为一种罪行。而捣毁陵墓则涉及到“偶像崇拜”的概念。所谓的偶像崇拜,指的是人们对某种物体、图腾或者具有象征意义的事物的膜拜与尊崇,而对圣物以及圣墓的崇拜就是偶像崇拜的一种形式。在包括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等大部分一神教的教义中,偶像崇拜都被视为玷污神明的异端而被严厉禁止,因此一些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捣毁圣墓的行为就不难理解了,阿富汗塔利班炸毁巴米扬大佛同样是出于类似的动机。

顺便一说,实际上中国的很多习俗如祭祀祖先、端午节等等都属于偶像崇拜的范畴,而中国人这种长久以来的以现实主义和功利主义为出发点的意识形态其实也是与诸多一神教的教义相抵触的。

【注4】阿布·穆罕默德·迈格迪西

又名巴德拉维,此人是基地组织伊拉克分支前头目扎卡维的精神导师,1995年至1999年间,与扎卡维被关押在约旦一所监狱的同一间囚室,对扎卡维圣战思想的成型起了关键作用)

【注5】阿尔及利亚自1964年以来一直是由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一党执政,执行政教分离的“阿拉伯社会主义”路线。到80年代,由于阿尔及利亚的经济恶化加之当时正值伊斯兰复兴运动的高涨时期,阿国内开始爆发各种骚乱。当局为平息不满情绪,吸引伊斯兰主义者参政,开始政治多元化,由多党制代替了一党制。不过,政治多元化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在短短3年内一下子冒出了20多个伊斯兰背景的宗教政党,其中最大的就是“伊斯兰拯救阵线”。

1990年6月,伊斯兰拯救阵线在地方议会选举中取得胜利,随即成为了阿第一大反对党,在它上台执政后,立即就掀起了复兴宗教的热潮。1991年,在国家议会第一论选举中,伊斯兰拯救阵线以压倒性的优势获得胜利,获得了430个议席中的188个,相比之下执政的民族解放阵线仅获得15席。惊慌失措之下,军方进行了干政,阻止了伊斯兰主义者通过合法手段取得政权的企图。于是,持激进主张的伊斯兰拯救阵线成员和自称为“伊斯兰圣战者”的成员组成了反政府武装——伊斯兰救国军(AIS)和伊斯兰武装组织(GIA)开展了长达10年的武装反抗。

阿尔及利亚的这场变局本质上属于伊斯兰复兴运动的高潮和成果,而军方干政所造成的出尔反尔在阿国内和其他中东伊斯兰国家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注6】突尼斯乱局

突尼斯伊斯兰复兴运动党(Ennahda party)属于类似于埃及穆兄会下属的正义与发展党那样的持温和伊斯兰主义立场的政党,在前总统本·阿里因“茉莉花革命”下台后通过大选成为了执政党,这种情况同埃及类似。

这里提到的左翼政治家肖克里·贝莱德和世俗派政治领袖穆罕默德·布拉米的暗杀事件导致了“茉莉花革命”后突尼斯最大一场政治乱局,本质上仍然是突尼斯国内世俗力量、温和伊斯兰复兴力量和伊斯兰激进势力间的矛盾冲突。

以下是当时的一则新闻报道:

“路透突尼斯8月6日(记者 Tarek Amara) – 数万突尼斯人周二聚集在突尼斯闹市区街头,要求政府下台,这是两周前突尼斯政治危机开始后在首都爆发的规模最大的抗议。反对派试图推翻伊斯兰主义者领导的政府,并解散过渡性制宪议会。制宪议会距完成宪法草案和新的选举法仅有数周时间。突尼斯正面临自独裁者本·阿里被推翻以来最严重的政治乱局。

周二的抗议活动是为了纪念左翼政治家Chokri Belaid被刺杀六个月,他是近几个月来被枪杀的两个主要反对派人物之一,另外一位是7月25日遇害的左翼人士Mohamed Brahmi。

“人民希望政府下台,”涌向巴尔多广场的抗议者高喊,口号和2011年推翻本·阿里时一样。

亲政府示威的组织者表示,几天前,超过15万人集会支持执政党伊斯兰复兴运动党(Ennahda party),这是本·阿里下台后规模最大的集会。

反对派组织人民阵线党领导人Mongy Rahoui在谈到周二的示威时称:“这些人是对伊斯兰复兴运动党领导人加努希作出的反应,我们对他说,我们准备好进行全民公投……我们走上街头是合法的。你的合法性是伪造的。”

路透目击者称,周二的示威人数和支持伊斯兰复兴运动党集会的人数接近,但要少一些。”

【注7】

公元前49年,当凯撒统一整个高卢(今天的法国)之后,准备渡过卢比肯河(Rubicon river)进入罗马,当时罗马法律规定,任何指挥官皆不可带著军队渡过卢比肯河,否则就是背叛罗马。凯撒在渡河的时候说了一句流传千古的话:“The die is cast!”(骰子已掷出,就这样了)意思是心意已决,义无反顾,从此没有后路。最后,凯撒率军渡过卢比肯河进入罗马,从此迈出了征服欧洲、缔造罗马帝国的第一步。 

空军引导员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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