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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坟墓——阿富汗与塔利班组织(上)

2012年,奥巴马宣布将在未来的一年内撤出驻扎在阿富汗的美军士兵,而就在美国人感到精疲力竭的同时,阿富汗却仍然时不时响起枪声和爆炸声。上周,一队北约补给车队遭遇袭击,25辆油罐车如同鞭炮一样连锁爆炸……塔利班,这个大多数人都耳熟能详的组织如同剿不灭的小强一样依然盘踞在阿富汗的崇山峻岭之中,并时不时跳出来制造新的袭击事件来刷存在感。塔利班的崛起是与苏联侵阿战争以及战后军阀混战的背景分不开的,下面本文试图通过对阿富汗战后几十年来的动荡来简述阿富汗塔利班组织的产生的由来和基础。

(因文章过长,将分为两部分)

 

      阿富汗地处亚洲中西部,北接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西邻伊朗,南部和东部与巴基斯坦毗邻,东北部有一条东西向的狭长地带,一直延伸至与中国新疆相连接,这就是瓦罕走廊。全国土地面积为652300平方公里,其中80%以上属于山地,平原仅占不到20%。阿富汗是一个拥有约2000万人口的多民族国家,境内共有30多个民族,其中普什图族占40%,塔吉克族占30%,乌兹别克族占9%,全体国民98%都信仰伊斯兰教,其中90%为逊尼派。

     由于阿富汗重要的战略位置,它成为了周边民族国家南下或北上进行扩张侵略的必经之路,历史上多次遭到异族的入侵。7世纪中叶阿拉伯穆斯林军征服阿富汗,从此伊斯兰教开始在此地广为传播。9世纪,阿富汗先后被萨曼王朝、廓尔喀人、花喇子模等近十个王朝占领。13世纪初,又成为了西侵的蒙古人的领地。16世纪开始,阿富汗先后成为波斯沙法维王朝同乌兹别克各汗国以及印度莫卧儿王朝反复争夺的战场。

     长年累月残酷的战争,使得当地民风极为剽悍,同时,不断的战事也极大的阻碍了伊斯兰教在当地的发展,也阻碍了阿富汗形成民族国家的进程。阿富汗的居民大多数都过着游牧、半游牧生活,只有少数生活在平原地区的居民从事农耕活动。在大部分闭塞的边远山区,仍然保留着氏族部落制度。由于常年的战乱和文明发展的滞后,使得阿富汗的地方割据极其严重,各地存在着大量的地方的、部落的、部族的、宗教的矛盾和对立,使得阿富汗很难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家。直到18世纪中叶,杜兰尼王朝的建立才标志着阿富汗作为一个民族国家正式诞生了,19世纪末,阿富汗的统治者才开始推行将伊斯兰教法作为国家的统一律法以取代各地错综复杂的信仰和部落私法(比如血亲复仇等)。然而即便如此,各地方部落首领仍然掌握着实际统治权,并不停地争夺权力和地盘,使得国家权力几乎形同虚设。长期的割据状态,不但继续制约着阿富汗的国家现代化发展,更使得民众对国家主体的认同极为淡漠,直到今天,大部分阿富汗民众仍然将“宗教”和“部族”置于国家之上,政府在远离喀布尔的偏远地区也远不如当地的部落长老宗教领袖来得有影响力。20世纪初,阿富汗先后进行了三次抗英斗争,直到20年代才取得完全独立,这才得以开展现代化改革。

     在20年代,阿富汗颁布了第一部宪法,确定国家实行君主立宪制。30年代,阿富汗开始发展世俗教育。由此形成了一支完全不同于传统宗教学者的学识素质的队伍,也形成了阿富汗现代改革派与宗教保守派之间的激烈矛盾。1949年,第七届阿富汗国民大会代表产生,主张改革的改革派人士占了近三分之一。他们主张新闻、出版、言论、集会和结社自由,要求自由建党,但遭到了国王拒绝。至此,维护封建王权的宗教保守派与主张政治改革的现代派矛盾更为分明,双方都在极力争取国王的支持。

     1953年9月,查希尔国王的近亲穆罕默德·达乌德亲王在王室的干预下发动了政变,推翻马赫茂迪政府,自任首相。达乌德主政后,以实现现代化改革和加强军力为主要目标。在此期间,苏联和美国先后都向阿富汗提供了数亿美元的经济援助。在对阿政策上,两国各有所图:苏联积极援助阿富汗旨在扩大政治影响,将势力扩张至印度洋;美国则积极经营旨在遏制苏联向南扩张的巴格达条约组织,将阿富汗视为与苏联对抗的缓冲地带。在此情况下,达乌德选择了向苏联靠拢,这一重大决策除了改善阿富汗落后的经济状况的考虑之外,还有一个原因:达乌德鼓吹普什图族独立运动并对邻国巴基斯坦提出领土要求,使两国关系急剧恶化【注1】。既然巴基斯坦在地缘政治中选择了与美国结盟(加入了东南亚条约组织),那么阿富汗就顺理成章地倒向了苏联。总的来说,在50到60年代,美苏两国在阿富汗的争夺并不是十分激烈,然而达乌德的亲苏政策为日后的政治巨变埋下了伏笔。

     达乌德作为军方的铁腕人物,迷信强权和实力,企图通过军事独裁和经济发展来改变国家的面貌。他坚持国家只能有一个权力中心,尤其对独立于国家权力之外的传统宗教势力不能容忍。为削弱其地位和实力,达乌德不再从宗教学者中录用部分政府官员,改由喀布尔大学的专业毕业生来补充政府职能部门,企图切断宗教界与政界的联系。同时,达乌德大力推行以“解放妇女”为核心的宗教社会改革。在此政策的推动下,大批穿着入时的妇女进入了空姐、秘书和电话接线员等职业,许多妇女不戴面纱和头巾出没于公共场所。此种“有伤风化”的行为招致了教界的强烈抗议,然而达乌德对此完全不以为意,依旧我行我素,并通过忠于王室的军队牢牢控制着局面。1961年,达乌德刚愎自用的政策付出了代价,阿富汗与巴基斯坦发生了边界冲突,两国断绝了外交关系。巴基斯坦关闭了巴阿边境,使得阿富汗的外贸遭到了沉重打击,商品短缺造成了严重的通货膨胀。鉴于形势不断恶化,1963年,达乌德在查希尔国王的劝告下被迫辞去了首相职务,流亡国外。此后,查希尔国王在军队的支持下亲政,标榜实行政治改革,扩大民主权利,被称为“新民主时期”。

     查希尔国王亲政的次年颁布了“自由宪法”,放宽了对教界的限制,其中包括:

1伊斯兰教是阿富汗的国教,国家元首只能由遵循哈乃斐学派【注2】的穆斯林担任。

2.国家颁布的任何立法不得违反伊斯兰教法。

3.在无法可依的情况下,应使用哈乃斐教法来裁决。

4.规定国家实行两院制,人民院(下院)由选举代表产生,贵族院(上院)由部分指定部分选举产生的教界人士、拥护当局政策的民族主义者、崇尚西方民主制度的民主主义者和左翼的马克思主义者四部分议员组成。

     此时的教界经过达乌德主政时期的改组,状况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达乌德时期,在推行现代化的口号下,以受过现代教育的国立喀布尔大学宗教专业的学生取代毕业于传统经文学校的乌里玛,担任各级行政职务和政府主管宗教事务部门的官员。因此部分在埃及爱资哈尔大学就读过的教职人员促使了伊斯兰复兴思潮在阿富汗的发展。

     查希尔执政的60年代后期,由于中等教育的迅速发展,大量的中学毕业生升入大学的机会有限,许多人面临着失业问题。他们对王室和政府强烈不满,在思想上,有的转向马克思主义,有的则转向宗教。王室担心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结合,相比之下,两害相权取其轻,利用传统宗教势力来压制左翼的影响。1970年,左翼马克思主义的刊物刊载了一篇歌颂列宁的诗歌,王室借机煽动宗教势力对左翼发动攻击。但意想不到的是,愤怒的伊斯兰学者在声讨左翼势力的同时,又转而把矛头对准了政府和王室。他们谴责正是政府的世俗化政策导致了思想界的混乱,造成传统宗教价值的失落和宗教道德沦丧,从而造成政治腐败,社会动荡。1972年,阿富汗因为天灾造成连续两年粮食歉收,进一步激化了动荡的局势,政教关系极度紧张。传统宗教势力纷纷摇身一变为政治反对派,对王室构成极大威胁。

      阿富汗的政治反对派的兴起,是与此时的世界范围内的伊斯兰复兴运动日趋高涨密不可分的。最初它反对君主制,达乌德第一次政变后则成为了共和国的反对派。60至70年代,原教旨主义思潮在阿富汗得到了极大地发展。前述的影响力极大的喀布尔大学伊斯兰法学院主持工作的教授胡拉姆·尼亚齐曾在埃及爱资哈尔大学深造,受到当时的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影响。1965年,在他的策划组织下,“穆斯林青年协会”——即阿富汗的穆兄会在喀布尔大学成立,从而成为了威胁当局统治的政治反对派。该组织通过翻译赛义德·库特布(即上次谈到的埃及穆兄会激进派领导人)、毛杜迪【注3】的著作向青年传播和灌输原教旨主义,通过秘密散发小册子《圣战之路》号召人们发扬“圣战”精神,推翻不义的君主制,鼓吹政教合一,使阿富汗成为一个以伊斯兰教法为基础的宗教神权国家。在70年代初,穆斯林青年协会出现了分裂,形成了以布尔汗努丁·拉巴尼、阿布杜·拉苏尔·萨亚夫为首的温和派和以古尔布丁·希克马蒂亚尔的激进派(请记住这几个人,这些都是日后在阿富汗叱咤风云的人物)。激进派注重草根阶层,其支持者大部分来自于农村和面临失业的青年学生,而拉巴尼为首的温和派则注重在军队中吸收成员,并与传统的乌里玛阶层保持密切联系。阿富汗另外的一支反对派力量就是由信奉马克思主义的青年所组成的马克思主义政党“阿富汗人民民主党”,不过其影响力逊于穆斯林青年协会,并于1967年分裂为以塔拉基为领导人的“人民派”和以卡尔迈勒为领导人的“旗帜派”。

     1973年7月,查希尔国王因病前往意大利疗养,达乌德乘机再次发动政变,废除君主制,建立共和体制,并自任总统。阿富汗的历史进程由此进入了新的转折点。

     达乌德第二次政变是利用了教界的不满情绪,以伊斯兰名义夺取政权的。然而他执政后却没有像当初许诺的那样实行“伊斯兰原则”,反而实行了为教界反对和抵制的土地改革,企图以此获取更多的农民的支持。同时,他还广泛接近左翼政党和组织,阿富汗人民民主党的旗帜派表示支持达乌德新政权。这样一来,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穆斯林青年协会就成为了唯一一个有影响力的反对新政权的组织。1974年,激进派领导人希克马蒂亚尔密谋在喀布尔举行武装暴动,结果事机败露遭到镇压,200多人被捕,希克马蒂亚尔被迫只身逃往巴基斯坦;而温和派领导人尼亚齐和拉巴尼则试图说服达乌德断绝与阿富汗人民民主党的联系未果,后来尼亚齐被捕,拉巴尼也设法逃到了巴基斯坦。

     从此,流亡在外希克马蒂亚尔和拉巴尼都在积极地向国内渗透,并发动了一波又一波的武装暴动和哗变。但是在同时,由于斗争策略的分歧,这两个派别于1976年正式宣布决裂:以希克马蒂亚尔为首的激进派组建了著名的阿富汗伊斯兰党,主张建立武装开展反政府武装斗争;而以拉巴尼为首的温和派则与毛杜迪为首的巴基斯坦伊斯兰促进会取得联系。拉巴尼认为,阿富汗是个民族成份复杂、部落影响根深蒂固的国家,现代结构的宗教政党不合国情,惟有超越民族认同和部落意识的宗教信仰、宗教感情才能在斗争中展现出巨大凝聚力。从基础上看,伊斯兰党是以喀布尔大学师生为骨干,以不满现状的穆斯林青年学生为主体,而伊斯兰教促进会的骨干力量则主要来自毛拉、阿訇、伊玛目、苏非导师等教职人员和部落、部族首领。

      面对不断恶化的政治形势,达乌德总统被迫采取更为灵活多变的政策,以争取主动。为改善与巴基斯坦的关系,1976年在伊朗国王巴列维的撮合下,他会晤了巴基斯坦总理布托,就双边关系问题举行了会谈。巴列维王朝时期的伊朗给予了阿富汗慷慨的援助,使处在困境中的阿富汗政府改变了亲苏的政策,重新确定了亲美、亲西方的外交路线,与巴基斯坦的关系有所改善。在内政方面,达乌德采取了“向右转”的政策,对亲苏的人民民主党的“旗帜派”和“人民派”同时予以打击。结果两派于1977年重新联合,重建遭到重创的阿富汗人民民主党。与此同时,达乌德一如既往地加强个人权势,严加打击政治反对派。同年阿富汗政府的一位计划部长遭到暗杀,政府遂以暗杀总统和内阁成员的罪名逮捕了54名“恐怖分子”。1978年4月,政府秘密警察暗杀了“旗帜派”著名工会领袖阿克巴尔·海伯尔,人民民主党举行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抗议政府暴行。结果包括塔拉基、卡尔迈勒等党的高层领导几乎全部被捕。但党的总书记塔拉基事前巳制定了周密的武装起义计划,人民党利用多年来在军队中积蓄的力量,借应召到喀布尔集结以庆祝“粉碎塔拉基反政府阴谋集团”的机会,于4月27日发动了政变,很快就控制了各个要害部门。达乌德在王宫附近的枪战中丧生。

    政变成功后,阿富汗政府为亲苏派所控制,国名改为“阿富汗民主共和国”。塔拉基和卡尔迈勒分别担任革命委员会主席兼总理和副主席兼副总理,内阁各部长也大抵在两派中平均分配,实权则掌握在人民派的另一位副总理兼外长阿明手中。然而,人民民主党在夺取政权后,党内旧有的矛盾迅速激化。两派虽然在苏联的调解下宣布联合,实际上则是貌合神离,互相拆台。1978年,旗帜派的几名要员因对权力分配不满密谋造反,结果走漏风声被当场全部逮捕。7月上旬,塔拉基改组内阁,解除了卡尔迈勒等6各旗帜派核心人物在政府中的职务,并被派往远离权力中心的地方担任大使。卡尔迈勒后来拒绝回国流亡苏联,旗帜派也就此被清除出党。

    清洗掉旗帜派后,人民派的两大巨头塔拉基和阿明又开始内斗。由于阿明控制着军队、警察和情报部门等强力机关,在斗争中明显处于有利地位,次年3月迫使塔拉基让出总理位置,并接管了国防部。9月塔拉基出访途中在莫斯科短暂停留,会晤了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并讨论了在必要时除掉阿明的问题。回国后,塔拉基的密谋败露,阿明乘机发动政变夺取了党总书记和革命委员会主席职务,并秘密处决了在政变中受伤的塔拉基。

     在人民民主党内斗的同时,国内各地反对政府和抗议与武装起义活动也以空前的规模发展着。究其原因,是与新政权上台后的激进政策有着直接关系。新政府的土改以及在农村的扫盲活动,触及了传统宗教势力的利益,新政权解除了大量的毛拉的教职,并且逮捕镇压了大批抵制激进改革的宗教人士,迫使许多宗教上层人员逃亡巴基斯坦。面对愈演愈烈的局势,在苏联的建议下,阿明采取了诸多让步措施,包括释放政治犯,恢复广播节目中颂扬安拉的赞词,斥资兴建清真寺等。在表示对宗教尊重的同时,还把原教旨主义从中分离开来。然而,这些措施为时已晚。

     同一时期,阿明政府与苏联的关系也在恶化,并显示出摆脱苏联控制的倾向。阿明本人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深受西方文化影响,并且本人性格高傲自大。早在与旗帜派斗争的时期,他就对苏联庇护卡尔迈勒的做法表示不满,并对苏联当局盛气凌人的大国沙文主义态度深感厌恶。之后,阿明断然拒绝了苏联在阿富汗境内修建军事基地的要求,并公然表示愿意与美国改善关系。这些姿态都引起了苏联方面的不满和疑虑。苏联最高当局在研究阿富汗局势后,于1979年12月派出8万名苏军入侵阿富汗,由此开始了长达10年的侵阿战争。在战斗中,苏军占领了阿富汗全境,阿明在激战中被苏联特种部队士兵一掌扼死。12月28日凌晨,喀布尔电台宣布,卡尔迈勒接替阿明出任阿富汗人民民主党总书记。为了掩人耳目,卡尔迈勒政府发布声明,宣布根据1978年得阿苏“有好与合作条约”新政府热切希望获得苏联的军事援助,使得苏联侵略阿富汗合法化。

    卡尔迈勒掌权后,针对阿明时期的过激政策采取了一系列的缓和措施,包括释放全部政治犯,尊重伊斯兰原则,保障公民自由,保护合法私有财产,恢复传统的三色国旗等等。然而,由于积怨太深,同时此时针对苏联入侵的民族矛盾已经上升为主要矛盾,这些措施收效甚微。随着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热情的高涨,成千上万的阿富汗人在伊斯兰旗帜下加入了抵抗行列,阿富汗的抗苏战争是当时蓬勃发展的伊斯兰复兴运动的一种特殊的表现形式,在捍卫民族利益的同时,实际上也捍卫了宗教利益。

     苏军入侵阿富汗后使得阿富汗成为了冷战的新战场,美国的卡特政府宣布了一系列针对苏联的制裁措施,包括推迟讨论限制战略武器条约,停止向苏联出售粮食、高科技产品和战略物资,抵制1980年的莫斯科奥运会等等。美国和西方各国还通过全力援助阿富汗的抵抗运动来遏制苏联的扩张势头,比如我们所熟知的美国向阿富汗抵抗组织提供先进的“毒刺”便携式防空导弹【注4】。此外,苏联的行径也激起了伊斯兰世界的愤慨,在伊斯兰外长会议上停止了阿富汗伪政权的伊斯兰会议组织的成员国身份,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伊朗等国还处于各自的目的积极对抵抗运动提供物质帮助。

     在外界的大力支持下,阿富汗迅速兴起了各种大大小小的抵抗组织,皆以伊斯兰或民族主义为旗帜,开展各种形式的武装斗争。1979年的时候,以巴基斯坦的白沙瓦为基地,活跃着6个主要的伊斯兰抵抗组织,成为了抵抗苏军的主力:

  1. 以拉巴尼为首的阿富汗伊斯兰教促进会
  2. 以希克马蒂亚尔为首的伊斯兰党希克马蒂亚尔派
  3. 以哈里斯为首的伊斯兰党哈里斯派
  4. 以纳比·穆罕默迪为首的阿富汗伊斯兰革命运动
  5. 以盖拉尼为首的伊斯兰解放阵线
  6. 以西伯加图拉·穆贾迪迪为首的阿富汗民族解放阵线

     其中前三个派别属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政党,主张赶走侵略者,建立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家。当然,它们之间也存在一些细节分歧,比如希克马蒂亚尔和拉巴尼的分歧在于其主张实行清一色的一党制,而后者则较为宽容,主张多党联合制。而后三个派别则被称为“民族集团”,实际则是传统的宗教组织,社会基础是传统的毛拉、部落首领、封建地主以及受此影响的民众,基本上属于旧王朝时期的既得利益者,他们希望在借赶走苏军的机会,重新建立1973年前的君主立宪制。

     在西方大国以及海湾产油国的巨额援助下,到1981年,6党派的武装力量已达7.3万人,其中希克马蒂亚尔的势力最强,约占抵抗力量总额的三分之二。鉴于此,喀布尔政权以希克马蒂亚尔为重点打击对象,而对其他各派特别是民族集团采取了分化拉拢的策略。最初在1980年伊斯兰外长会议上,曾呼吁各派抵抗力量联合起来,然而因各派分歧过大未能实现。1982年,原教旨主义的三派与以萨亚夫为首的伊斯兰联盟联合成为“阿富汗圣战者伊斯兰联盟”,而民族集团的三派同样也联合为同名组织。1983年初,在联合国主持下的喀布尔—莫斯科—伊斯兰堡—德黑兰四方会议上,阿富汗抵抗组织为了参与其中,于5月成立“七党联盟”【注5】,以萨亚夫为主席,穆贾迪迪为副主席。同时,以伊朗为基地也有八个较小的什叶派抵抗组织,他们实现了联合,称为“八党联盟”【注6】。这两个组织在战后的阿富汗政治格局中起到了核心作用。

    从1980年春季苏军对阿富汗各地游击队发起全面进攻开始,阿富汗各抵抗组织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坚持了9年的抗苏斗争。在战争中,数十万的伊斯兰圣战者前赴后继,平民伤亡超过100万人,另有600万人无家可归。而苏联在这场战争中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苏军先后投入了约11.5万人的兵力,使用了包括生化武器在内的各种先进技术装备,甚至不惜采用焦土政策和无人区的手段,仍然对神出鬼没的游击队一筹莫展,最终于1989年精疲力竭地撤出了阿富汗。苏军伤亡约2.5万人,一千多架各型飞机被击落,2000多辆坦克装甲车,4000辆卡车被击毁,战争消耗高达200亿美元(时值)。阿富汗战争使得苏联元气大伤,迫使戈尔巴乔夫不得不在80年代后期采取收缩战略,也为苏联最终解体添下一枚沉重的砝码。

    然而战争结束后,满目疮痍的阿富汗并未迎来和平,很快各抵抗组织之间的矛盾迅速地激化,阿富汗重现陷入大规模内战。而在内战中,“塔利班”——这个生命力顽强的组织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未完待续)

 

【注1】1893年,英国与阿富汗签订了边界协定。在此协定中,阿富汗以东、印度河以西、帕米尔以南被称为“普什图斯坦”的山区被划归英属印度。1947年印巴分治后,此地被划归巴基斯坦。该地居民与阿富汗境内的普什图族属同族,达乌德一直支持当地的普什图族人脱离巴基斯坦的独立运动,使得两国关系交恶。

【注2】哈乃斐学派

伊斯兰教逊尼派最早的学派,也是四大教法学派之一,与马立克学派、罕百里学派、莎菲仪学派齐名。前身是起源于伊拉克的库法学派,特点是注重教法理论体系的构筑,主张审慎引用“圣训”。强调从实际出发,在创制法规和立法断案时,注重“公议”(穆斯林的公众意见)和“模拟”(对经训的引申运用)。在无先例可循之时,强调“择善原则”。

【注3】毛杜迪

全名阿布尔·毛杜迪(1903-1979),著名的巴基斯坦伊斯兰教学者,曾任巴基斯坦伊斯兰教促进会主席,与赛义德·库特布、阿里·沙里亚提并称为当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三大宗教思想家,著有120种著作,被翻译为十几种文字。另外,前面提到过的现任苏丹穆兄会领导人哈桑·图拉比亦是原教旨主义的大成者。

毛杜迪在他的“四论”中简明扼要地阐述了原教旨主义所主张的宗教-政治关系:

1.“真主主权论”:真主为万物之主,国家立法权只属于真主,一切无视真主主权的国家政权皆为“非法”,可以推翻。

2.“先知权威论”:伊斯兰教的先知作为真主在世间的代理人,拥有不容置疑的政治法律权力,他的言行为立法的基本原则之一。这是“圣训”政治化的产物。

3.“国家主权有限论”:国家没有本源性的权力,它作为代行真主主权的一种体制和工具享有有限的权威,即只有司法权和行政权。

4.“政治协商论”:这是根据《古兰经》和伊斯兰教法公议原则提出的一项政治制度,其基本原则是由各阶层人士组成的穆斯林立法议会或代表大会来举行政治协商,以体现民众参与性。

毛杜迪的“四论”体现了所谓“伊斯兰国家”的典型样式,但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出来,这种国家观企图以神权政治来取代世俗政治,以真主权威来否定国家权威,具有明显的反现实倾向,也是和二战后广为流行和接受的现代民族主义国家的国家观所背道而驰的。

【注4】由于阿富汗的多山地形,使得苏军在当地大量使用包括MI-24“雌鹿”在内的武装直升机作为清剿游击队的主力,并大量使用燃烧火箭弹和燃料空气炸弹,给游击队带来了巨大伤亡。为此,美国仅在在1986年到1988年间就向阿富汗提供了约1200枚“毒刺”导弹,阿富汗人使用的成功率据称超过了80%。战后,“毒刺”仍有不少剩余,为塔利班所获,结果在2001年的阿富汗战争中反倒成为了对美国人自己不小的威胁。另外不得不说的是,一直以来,以“毒刺”为代表的军火援助使得人们产生了是“美国一手将塔利班培养起来的”错误认识,实际上塔利班的成立是在抗苏战争结束之后的事情了。

【注5】“七党联盟”

七党联盟是阿富汗最具影响力和实力的逊尼派抵抗组织联合,其中包括奉行原教旨主义的派别4个和奉行民族主义的派别3个,前者主张以伊斯兰教法建立伊斯兰国家,实施伊斯兰教法统治,后者则主张以世俗的君主立宪制重建阿富汗。这些派别分别是:

一、原教旨主义派别

1.阿富汗伊斯兰党(希克马蒂亚尔派)

领导人为古尔布丁·希克马蒂亚尔,成员以普什图族人为主,1979年,希克马蒂亚尔一手创建的阿富汗伊斯兰党分裂,继续留在党内拥护希克马蒂亚尔的成员,被称为希克马蒂亚尔派,也是阿富汗各路抵抗势力中力量最为强大的一派。

2.阿富汗伊斯兰党(哈里斯派)

领导人尤纳斯·哈里斯,主要成员为普什图族人,1979年从阿富汗伊斯兰党中分裂出来。

3.阿富汗伊斯兰促进会

领导人为布尔汉努丁·拉巴尼,主要成员为普什图族和少部分塔吉克族人。该组织虽然军事实力不如希克马蒂亚尔,但与旧王室成员关系密切,倾向于与流亡在外的前国王查希尔进行合作,在穆斯林上层中拥有较大的影响力。值得一提的是,他的军事负责人就是日后北方反塔联盟的领导人——马苏德

4.阿富汗圣战者伊斯兰联盟(解放阿富汗伊斯兰联盟)

成立于1980年,领导人为阿布杜·拉苏尔·萨亚夫。主体为普什图族人。

二、民族主义派别

1.阿富汗伊斯兰民族阵线

1979年成立,领导人为赛义德·盖拉尼

2.阿富汗伊斯兰革命运动

1978年成立,临高人纳比·穆罕默德

3.阿富汗民族解放阵线

1978年成立,领导人为西伯加图拉·穆贾迪迪该组织在约40%的部落和穆斯林小组织中有较大影响,同时还包括许多前王室成员和前政府的高级军官。

【注6】“八党联盟”

虽然阿富汗的什叶派穆斯林只占全国人口的10%左右,但是他们仍然以伊朗为根据地组成了八党联盟,积极地投身于抵抗苏军侵略的战斗中。不过无论是军事实力还是影响力都无法与七党联盟相比。

包括:“胜利”组织、伊斯兰运动、伊斯兰圣战卫士、伊斯兰革命联合阵线、伊斯兰呼声、伊斯兰力量、伊斯兰党、真主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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