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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载风云录——闲扯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发展历程

 

2012年6月25日,埃及军方宣布埃及穆斯林兄弟会下属的自由与正义党主席穆尔西当选新一届埃及总统。自埃及爆发反对前总统穆巴拉克的抗议游行以来,埃及穆斯林兄弟会这个组织一直活跃于全世界媒体的视线中,从1928年哈桑·巴纳建立兄弟会开始算起,这个组织历经84年的风雨与奋斗终于登上了权力的顶峰。

谈到穆兄会,则不能不先说一下埃及独特的伊斯兰文化历史。埃及总人口约7000万人,其中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约占87%,信仰基督教的科普特人约占11%,此外还有少数犹太教徒。埃及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东扼红海,东北接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南连苏丹,西邻利比亚,地处亚非交界处,著名的苏伊士运河从中穿过,可谓是四省通衢之要冲。公元639年左右,埃及开始遭到阿拉伯穆斯林军的入侵,至642年,埃及全境被阿拉伯人占领,成为了哈里发国家的一个行省。到9世纪中叶,埃及大体上被阿拉伯文化和伊斯兰教所占领。埃及在伊斯兰世界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不但在于其人口和领土面积,也在于其不可替代的宗教历史地位。公元969年,信奉什叶派伊斯玛仪教义的法蒂玛人在埃及建立王朝,为了传播该派教义,法蒂玛人建造了著名的爱资哈尔大学,这所宗教学府成为了日后各教派培养宗教教职人员的摇篮,在伊斯兰世界享有崇高的威望。另外,公元1258年,马穆鲁克王朝蒙古的铁骑碾过巴格达,灭阿巴斯王朝,使得巴格达丧失了伊斯兰宗教和文化中心地位。马穆鲁克苏丹从逃亡的阿巴斯人中物色了据说是阿巴斯王族的成员,在开罗扶植了傀儡哈里发,从此埃及成为了伊斯兰世界的中心。

由于埃及地处战略要地,历史上埃及不断被卷入各种战争,成为兵家必争之地。例如十字军东征时期,埃及就成为了重灾区和抗击十字军的最前线。在此期间,为了逃避战争给民众带来的巨大痛苦,主张逃避俗世纷争的苏菲神秘主义在埃及影响力与日俱增;同时,埃及还接纳了一批躲避蒙古人统治的乌里玛,使得伊斯兰教的交流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到了近现代,埃及先后被拿破仑和英国占领,在此期间,泛伊斯兰主义和伊斯兰现代主义在埃及兴起。1928年,哈桑·巴纳在埃及伊斯梅利亚建立穆斯林兄弟会。穆兄会是一个“宗教——政治——社会”组织,他在主张复兴宗教的同时,极力参与政治和社会运动。30年代以来,一些逗留在埃及的其他国家的穆斯林参加了埃及穆兄会,后来,这些人陆续回国,在各自的国家成立了自己的兄弟会组织。所以,埃及穆兄会可以说在伊斯兰国家各穆兄会中属于“老大哥”和标杆的地位。总之,自中世纪以来,埃及就一直是伊斯兰世界宗教和文化的中心。泛伊斯兰主义、伊斯兰现代主义和苏菲神秘主义在当地都有深厚的社会基础,以爱资哈尔大学为首的宗教学府也是伊斯兰世界的权威。而穆兄会建立后又使得埃及的宗教社会活动越来越具有鲜明的政治特征。

二战结束后,世界范围的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埃及民众反对英国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不断高涨。1952年7月,以纳赛尔为首的“自由军官组织”推翻了法鲁克王朝,建立了独立的共和国,实行阿拉伯民族主义、世俗主义,恢复和发展民族经济政策,受到了民众的欢迎。1956年10月,英法借口埃及对苏伊士运河实行国有化,发动了侵埃战争【注1】。纳赛尔领导埃及人民进行了英勇的斗争,最终取得了胜利,也由此被阿拉伯民众视为民族英雄。战争结束后,纳赛尔在国内一方面加紧镇压共产党为首的左翼势力,一方面实行“阿拉伯社会主义”。

战后,由于伊斯兰在埃及的传统影响,埃及当局实行“政教分离,信仰自由”政策,并对宗教适时地予以利用。纳赛尔通过三个机构对伊斯兰教施加影响——爱资哈尔大学、宗教基金和爱资哈尔事务部、以穆夫提为首的伊斯兰宗教法庭。例如,爱资哈尔大学的校长由政府任命;宗教基金和爱资哈尔事务部负责宗教事务,管理全国的近7000所清真寺,委派教长和布教人员,发放津贴等等;穆夫提则根据伊斯兰教法就世俗民事法庭无法解决的问题做出解释,并就某些重大问题发布教令。特别是爱资哈尔大学,它不但是埃及的伊斯兰教的象征,更是伊斯兰世界的最高宗教学府,影响扩散至全世界。总之,埃及的伊斯兰教经过战后的自我调节与完善,成为了为当局服务的,在社会活动中不可忽视的力量。1954年,纳赛尔在麦加朝觐期间提出了“三个圈子”理论【注2】,其本意是利用泛伊斯兰思想为他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政治主张服务,但纳赛尔想不到的是,这无形中反倒促进了伊斯兰思想在埃及的发展。

在纳赛尔时期,埃及穆兄会与自由军官组织的关系前后可谓是截然不同。哈桑· 巴纳成立穆兄会之初,所主张的口号就是“《古兰经》是我们的宪法,先知是我们的向导”,鼓吹埃及独立、尼罗河流域统一并建立由哈里发担任国家元首的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家。二战前,它曾出于宗教的主张支持君主制,战后,由于在争取埃及民族独立这一问题上和纳赛尔领导的“自由军官组织”目标一致,穆兄会大力支持“自由军官组织”发动政变夺权。但后来由于穆兄会的伊斯兰主张与“自由军官组织”建立世俗共和政体的构想相去甚远,很快二者就分道扬镳。另外,穆兄会在成立之初,主要的成员多为社会底层,对社会颇多不满情绪,从40年代以来,它就主张通过从事恐怖活动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1949年,它暗杀了当时的埃及首相,同时它的创始人和导师哈桑·巴纳也遭报复而被暗杀。在哈桑·巴纳死后,埃及穆兄会出现了一些内部分化,以赛义德·库特布为首的激进派继续从事反对纳赛尔主义的激烈的恐怖活动。1954年,穆兄会刺杀纳赛尔未遂,这件事牵连到了穆兄会,大批成员被当局逮捕,穆兄会组织也被取缔。60年代初,纳赛尔出于怀柔政策,释放了一批穆兄会成员并允许其保外就医,然而1965年,穆兄会成员又参与了针对纳赛尔的未遂政变。因此事,其激进派领导人赛义德·库特布被捕并在次年被处以绞刑,穆兄会也再次被取缔。因为屡次遭到镇压,穆兄会转而在民众中进行秘密或半公开的宗教活动。同时期,伊斯兰复兴思潮在民间一直存在,复兴思潮成为了穆兄会的有力的思想武器,反过来,穆兄会的宣教活动也使伊斯兰复兴思潮在埃及更趋深化。

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爆发,在战争中,埃及、叙利亚和约旦惨败,丢失了大片的领土。以色列占领了西奈半岛、戈兰高地、约旦河西岸地区和耶路撒冷老城东侧,总面积约81600平方公里。对于埃及人民来说,这次惨败是相当刺激和沉痛的,不但丢失了耶路撒冷老城,还使得埃及和纳赛尔的声望从神坛上跌落下来。对此,一方面,埃及民众将责任归咎于外来文化影响的泛滥、社会生活的世俗化和西方化,其中也包括纳赛尔所推行的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政策,他们认为这些对伊斯兰信仰的背离导致了阿拉伯民族无法团结一心战胜小国寡民的以色列;另一方面,民众既不满于西方对以色列的偏袒,也抱怨苏联对埃及的支持不力。与此同时,其他各国穆斯林对美国支持以色列的做法,以及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镇压行径感到怒不可遏。这一切都为伊斯兰复兴由社会思潮演变为轰轰烈烈的社会运动提供了客观环境和社会条件。而1969年,耶路撒冷的阿克萨清真寺被焚毁,则成为了伊斯兰复兴运动爆发的直接导火索。穆斯林民众面对战败割地、圣地被焚的惨状,怒火中烧的同时却又对现实感到无可奈何,于是他们把矛头对准了世俗主义和西方化的影响,祈求伊斯兰思想的复归——既然世俗主义政府丧权辱国无所作为,那么该是时候正本清源,回归原本的伊斯兰传统来振兴国家了。这种渴望通过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复归,“托古改制”的做法,就是所谓的伊斯兰复兴运动【注3】。由于埃及在伊斯兰世界的重要地位以及与其他国家穆斯林千丝万缕的联系,它所发生的任何宗教、社会、政治事件,都会对伊斯兰世界其他国家,甚至是非伊斯兰国家的穆斯林产生深远影响(从这个角度看,现在的中东剧变虽然发端于突尼斯,然而真正使得其形成燎原之势的正是埃及)。在此背景下,各国的伊斯兰组织如穆兄会得到了迅猛发展,同时埃及也成为了伊斯兰复兴运动的中心。

1970年,纳赛尔去世,萨达特当选埃及总统。萨达特为使他的统治更具宗教色彩和基础,上台伊始便于1971年在宪法中增加了伊斯兰教法是立法的“源泉之一”,到了1981年则更是更改为是立法的“主要源泉”。在政治上,萨达特实行了非纳赛尔化地“纠偏”运动,实施多党制,并在经济上进行改革开放和私有化政策。为了推行他的非纳赛尔化政策,萨达特释放了狱中的穆兄会成员,利用他们来打击和压制纳赛尔主义的左派势力。在对外政策上,萨达特一反前任亲苏反美的路线,转而向美国接近并镇压国内的亲苏势力。为打破和以色列之间不战不和的僵持状态,他于1973年发动了第四次中东战争,战后,随即与以色列实行了和解政策,并与之建交。这引起了阿拉伯世界的震惊和愤怒,也使得埃及在伊斯兰世界空前孤立,约旦和沙特等国先后与其断交。

在萨达特任内,他对兄弟会采取了放任加利用的暧昧态度,一方面允许其在社会上活动,另一方面又不给予其合法地位,这一切却使得穆兄会在其卵翼下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这个时期,一小部分穆兄会成员从中分化出来,他们坚持赛义德·库特布的激进路线,主张通过暴力恐怖活动,伺机夺取政权,建立公正公平的伊斯兰国家,并衍生出大量的极端小团体在埃及制造了大量暗杀爆炸等恐怖活动。相比之下,大部分在狱中被关押多年的穆兄会成员经过反思后,采取了承认当局执政合法性并转而走向了温和路线,以政治反对派的面目参政,在社会上积极活动,通过大量发行刊物等手段传播其宗教——政治——社会主张,在伊斯兰旗帜下从事群众宣传鼓动工作。1976年10月的议会选举中,兄弟会成员首次获得了参政的机会——获得了6个议席。虽然按照选举法的规定,穆兄会成员只能以执政党候选人和无党派人士的名义参加,但毕竟这标志着穆兄会开始走向议会斗争的道路,并开始扮演政治反对派。

作为反对派,穆兄会选择在三个主要问题上与萨达特政府唱反调:

一是反对当局的亲美远苏外交政策。1974年萨达特着手恢复与美国中断7年的外交关系,这遭到了兄弟会成员的强烈反对和抗议,认为这是“在向大撒旦投降”。

二是反对萨达特实行的门户开放的经济自由化政策。他们认为吸引外商特别是西方的跨国公司来埃及投资建厂、开采石油是为西方掠夺埃及的民族资源大开方便之门。

三是反对美国主持下的中东和平进程。经过1978年9月的戴维营会谈,1979年3月萨达特与时任以色列总理的贝京握手言和,缔结了《埃及条约》。这一大胆行动突破了阿拉伯国家长期对待以色列的“不妥协、不谈判、不单独议和”的统一战线,使得埃及在伊斯兰世界的舆论中陷入空前孤立。此时,穆兄会也加入进来,它在其月发行量高达8万多份的月刊《宣教》中,以醒目的大标题发表文章炮轰萨达特政府的倒行逆施,声称根据历史经验,与犹太人绝无和平可言。1981年斋月期间,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的巴解组织营地和难民营发动多次空袭,造成大量的平民伤亡,而对此埃及几乎无动于衷。为了抗议政府的“软弱无能”,穆兄会动员了10万群众在开罗解放广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祈祷活动,对政府施压。

在穆兄会得到空前发展的同时,埃及官方同样在伊斯兰复兴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为了与穆兄会争夺全国中小清真寺的主导权,埃及政府一方面极力维持爱资哈尔大学的正统宗教地位,一方面也拿出大量资金支持宗教活动和事业。1976年,爱资哈尔大学向议会明确提出依据伊斯兰教法为基础的议案,在议案中包含严惩盗窃、暴力、通奸、饮酒、背教、建立无息银行等伊斯兰传统,以此来标榜自己伊斯兰传统代言人的身份。当局卷入的复兴“大合唱”的同时,政府与爱资哈尔的论战博弈反过来也促进了穆兄会的影响。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萨达特的改革开放政策和自由化虽然使埃及经济状况得到好转,但同时却极大地毒化了埃及的社会风气:裙带风盛行,官僚权贵的暴富。电视电影中充斥着色情成分,各种男女嬉戏的场所如舞厅、游泳池、浴场继续营业。民众对社会上充斥的西方生活方式、意识形态以及由此带来的贪污腐败恨之入骨;在此时期埃及人口增长,大批农民涌入城市,他们既居无定所,又无工作;当局还无力解决大中专学生的就业问题,使得社会上游民泛滥,成为了社会不稳定和治安恶化的重要因素;再者就是萨达特与以色列的和解政策严重伤害了埃及民众的宗教感情,导致了大量激进主义小团体的暴力活动,而这些都是在伊斯兰复兴旗帜下进行的。一般来说,民众在面对这样的社会现实时,往往都会本能地希望回归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在尊重和复兴本民族固有传统的基础上另辟蹊径实现国家和社会的改良与进步。在这种背景下,穆兄会积极参与当时的宗教、社会和政治活动,成为了伊斯兰复兴背景下的一支拥有雄厚基础的壮大力量。

总的来说,萨达特在任内对兄弟会放虎归山的做法是失策的,因为如果说像穆兄会这样的大型组织尚可通过一纸禁令来约束的话,那么对于那些在伊斯兰旗帜下的极端主义小团体,当局却无力进行控制和引导。纳赛尔时期,埃及的教派冲突、穆斯林和信奉基督教的科普特人之间的矛盾尚且不算突出,但当萨达特当政后,这一问题则日益加剧。1977年,穆兄会成员要求议会通过一份以伊斯兰教法为依据的关于婚姻问题的个人身份法议案,这引起了科普特基督徒的不满,教间冲突顿时激化。为此,萨达特不得不宣布“政治里没有宗教,宗教里没有政治”。然而,正所谓请神容易送神难,萨达特的表态无异于禁止教界参政的信号,这极大的触动了希望利用宗教参政或达到政治目的各个伊斯兰组织的利益。1981年9月,埃及下令大逮捕,被捕的宗教极端分子和穆兄会成员达1500多人,包括穆兄会总指导欧麦尔·泰勒迈萨尼。这进一步刺激了各个伊斯兰组织加紧对政权进行颠覆的阴谋。终于,10月,在一次阅兵中,走在队列中的一名士兵突然把枪口转向主席台上的萨达特,将其刺杀,这就是著名的“萨达特饮弹观礼台”。

萨达特死后,穆巴拉克继任总统。在穆巴拉克执政的头十年,也就是80年代,中东地区发生了一系列颠覆性爆炸性的事件:伊朗发生伊斯兰革命,并在革命成功后公开宣布对外进行革命输出,而埃及因为与以色列和解和收留巴列维国王等问题不断遭到伊朗的攻击,双边关系急剧恶化(其实,埃及自80年代以来向美国采购了大批军火,包括M1主战坦克,F16战斗机等,与其说是对付以色列,到更不如说是为了防备伊朗这个邻居);8年的两伊战争,15年的黎巴嫩内战,90年代初的海湾战争和步履艰难的中东和平进程,使得埃及周边的和平环境不断被破坏;周边国家连续发生政治动乱,苏丹、阿尔及利亚、突尼斯、约旦、巴勒斯坦等地的伊斯兰复兴浪潮不断向埃及袭来,使得国内的宗教运动不断升温。在这个背景下,穆巴拉克面临着艰巨的任务,经济上他要继续改革开放政策,又要肃清萨达特时期的贪腐问题。外交上,既要维持与以色列的和平局面,通过谈判收回失地,让美国继续调价巴以冲突来获取美国的援助和支持,又要保持自身的阿拉伯国家属性,通过支持巴勒斯坦解放事业来维持自身在阿拉伯国家的地位,同时改善同苏联的关系。政治上,扩大议会民主,对持温和立场的穆兄会成员采取宽容政策(不承认穆兄会的合法参政地位的同时却允许其成员以个人身份参政),同时加大对极端主义分子暴恐活动的打击。宗教方面,穆巴拉克在同样利用宗教旗帜的同时,极力缩小穆兄会和伊斯兰小团体在民众中的影响。然而,这点上,穆巴拉克并不成功,埃及伊斯兰复兴的势头在80年代仍然得到了发展。比如,很多埃及大学的学生会被伊斯兰主义者所占据,使得学校日后成为了宣讲反政府反社会,宣扬伊斯兰主义的阵地,学生会组织也成为了伊斯兰主义活动的外围组织。比如开罗大学,在1986-1987年度学生会换届选举中,伊斯兰学生组织的候选人大获全胜。以下是当时各学院学生会,伊斯兰学生组织在全部席位中的比例:

医学院:       71/72

口腔学院:     35/47

药学院:        45/47

工学院:       60/60

理学院:       47/48

农学院:         41/48

教育学院:  24/48

法学院:         40/48

商学院:         43/48

 

穆兄会在经历纳赛尔时期的打压,萨达特时期的复出后,经过10余年的苦心经营,到穆巴拉克时期已经牢牢地站稳了脚跟,它拥有了一定的经济实力,它所宣扬的伊斯兰复兴精神深入埃及民众内心,为许多社会阶层所接受,表现为民众的宗教意识,宗教虔诚普遍增强,个人因宗教道德更注重个人行为的约束和功修,相应的苏菲神秘主义的影响有所加强,伊斯兰名义进行的慈善活动增加。

穆巴拉克在执政初期的政策措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进入90年代,埃及的经济状况也得到了明显的好转,它吸引来了大量的外资,预算赤字下降,穆巴拉克本人的声望也达到了顶峰(因此,现在有人戏言,如果穆巴拉克在1993年就选择功成身退,那他将是一任伟大的埃及总统)。另外,埃及因为追随美国参加海湾战争反对萨达姆有功,获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的一系列的好处,其170亿美元的外债被一笔勾销。同时,在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埃及的人口增长有所减缓,由1986年得2.8%降至1996年的2.1%。

在穆巴拉克执政时期的新形势下,穆兄会也相应地做出了一些调整。在第三代总训导师泰勒迈萨尼的领导下,他们总结了以往的教训,改变了斗争策略,一方面积极以政治反对派的面目与其他党派结盟参政【注4】,另一方面则更积极地投身于民众所需的社会事业中去。1992年,埃及发生地震,政府为救灾疲于奔命的时候,穆兄会及其下属组织积极地为受灾民众提供住所、食品和医疗服务。在日常中,穆兄会也常设大量机构开展医疗和赊药活动。穆兄会所做的一切都在无形中向群众潜移默化地传递“伊斯兰是唯一的解决之道”的理念。

穆兄会自身的变化和调整包括:

第一、穆兄会的社会基础明显改变。早年,它的成员以城市贫民、农民、手工业者、小商人等泥腿子为主题,到纳赛尔和萨达特时期又加入了大批的失业学生。在穆巴拉克时期,中小企业家、富商、大学教授、法律人士、医生、工程师等大量专业人员大幅增加,并成为了穆兄会的主要支持者和骨干。他们多与国内外的工商界特别是海湾地区的石油巨头有着密切联系,有的本身就很富裕。兄弟会成员的文化水平也普遍增长。许多成员来自中产阶级,有着体面的工作和不错的收入,基于既得利益大多倾向于温和的富有弹性的斗争策略。

第二、组织形式发生改变。在纳赛尔时期,由于实行土地改革以及国有化政策,穆兄会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影响有所削弱。因为长期反对纳赛尔主义,穆兄会逐渐演变为一个意识形态化的纯政治团体。到穆巴拉克时期,由于受惠于自萨达特时期开始的经济自由化政策,穆兄会的经济实力大幅增强。它以清真寺为基地,在从事宗教活动的同时开展广泛的社会和公益活动。经过多年的努力,穆兄会建立了一个包括银行、投资公司、工厂、农场、商店、学校、医院、法律中心、媒体在内的巨大网络,并且控制了埃及的很多专业协会,比如律师协会、工程师协会、记者协会、大学教师联合会等等。这条道路可以说回归了穆兄会创立之初的那种综合性的类似“互助会”的组织,当然要远比那个时候完善,形成了渗透于社会各方面的多功能综合性组织。这条道路以穆兄会成员组成改变为契机和依托,更重要的是聪明地选择了一条进可攻,退可守,积累实力等待并寻找机会的渐进伊斯兰化的方式,避免与当局直接对抗。

第三、积极参与多党民主政治,寻求合法地位。穆巴拉克实行的是更灵活的政教分离措施,禁止穆兄会政党化的同时允许其成员参政,力图将其纳入现行政体内加以引导和控制。兄弟会相应的也改变了策略,做出了一定的迎合姿态,因此在穆巴拉克执政的前20年,穆兄会与当局的关系有所缓和。另外,执政当局同样也打出伊斯兰牌后,穆兄会的生存空间有所被压缩。1995年,兄弟会在议会选举中失利,除了当局的宗教牌之外,坚持激进主义立场的伊斯兰主义者也不愿意投穆兄会的票,同时因为民众厌恶暴力活动作为伊斯兰组织的穆兄会也连带损失了不少票数。在此形势下,穆兄会转而做出配合执政当局的姿态不但是为了缓和矛盾,更是为了借此拓宽政治领域,扩大影响。

第四、提出了较为明确的经济主张。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穆兄会一直从宗教法治和宗教道德的角度抨击世俗主义当局的政策,极力鼓吹国家和社会的伊斯兰化。然而在批评政府特别是政府的经济政策时,却极少能提出更有建设性的经济主张,在经济方面也缺乏明确的理论武器。“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单纯空洞的宗教口号是不足以提高穆兄会的执政希望的。自80年代以来,穆兄会开始关注社会经济问题,并提出了一些较为明确的经济主张,并且在其竞选口号“伊斯兰是解决办法”中加入了经济解决方法:

1.坚持发展独立自主的埃及民族经济,反对盲目进口,主张进一步扩大与阿拉伯国家、伊斯兰国家和非洲国家的经济联系。

2.在保持与发达国家经济联系的同时,采取全方位对外开放政策,同时增加与东西方的合作,防止对西方的严重经济依赖。

3.放开市场价格,为国内中小穆斯林企业家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利于其公平竞争。

4.高度重视分配公平,设法缓解两极分化。

5.为“伊斯兰资本”,特别是海湾地区伊斯兰金融机构在埃及的投资贸易,扩大市场提供便利。

穆兄会的这些调整措施不但代表了其主要成员的利益,也准确反映了90年代埃及正在崛起的中小穆斯林企业家和商人阶层的利益。穆兄会改变策略的主要考虑就是基于国内力量对比,以及保存实力与政府长期斗争对抗的需要。而在穆巴拉克执政后期,埃及人口增长率重新爆发,在金融危机大背景下,埃及经济重新陷入停滞,加上石油收入并未全面惠及社会各个层面,导致了90年代潜藏的矛盾重新激化。在此时,厚植势力苦心经营多年的穆兄会终于抓住机会,在其建立80多年后真正掌握了国家政权。

 

总的来说,穆兄会的奋斗历史与伊斯兰复兴思潮和运动是紧密相连的,穆兄会充分利用了其影响。客观的说,选择伊斯兰复兴,向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复归,从本国和本民族传统中汲取力量和智慧来解决现今的问题可以说是埃及民众朴素的自主选择。暂且不论其有效性,埃及人民对这种道路的选择本身就是建立在正视本民族文化传统和历史现实的基础上所进行的尝试,应该予以尊重。当然,对于其他国家而言,这种道路是不是符合自身利益就很难说了。而埃及穆兄会的胜利会不会成为其他国家的样板,对其他国家的伊斯兰组织形成鼓舞也是值得关注的。

在穆尔西当选后,胜利喜悦之余摆在穆兄会面前的是比他的前任穆巴拉克更为棘手的局面:国家经济衰退,社会群体严重割裂,社会治安日趋恶化。这一切对于缺乏经验的穆尔西和穆兄会来说都是严峻的考验,毕竟社会稳定和社会发展是政府需要提供的首要必需品,不管你的政治口号如何。而在军方把胜利的蛋糕切走了一大部分的情况下,穆尔西还面临如何平衡各方面利益,如何在极力避免给外界以激进伊斯兰化的印象的同时,对支持穆兄会的伊斯兰主义者有所交代……就如同其竞选旗帜上的天平,这盘棋如何玩好,还值得拭目以待。

【注1】即第二次中东战争,又称苏伊士运河战争、苏伊士运河危机。英法为夺得苏伊士运河的控制权,与以色列联合,于1956年10月29日,对埃及发动的军事行动。英法以三国的行动遭到国际社会的普遍指责。美苏两国均介 入此事件,并对三国施加压力。11月6日,在强大的国际压力下英法两国被迫接受停火决议,以色列也在11月8日同意撤出西奈半岛。

 

【注2】“三个圈子”理论

1954年,纳赛尔在其著作《革命哲学》中认为,要想实现阿拉伯统一有三种力量可以依靠:1.阿拉伯民族自身的力量。2.伊斯兰教的力量。3.埃及的力量。在《革命哲学》中,纳赛尔划定了埃及外交活动的“三个圈子”:阿拉伯圈、非洲圈和埃及圈。实现阿拉伯民族的统一是纳赛尔首要关心的事情,因此纳赛尔认为“不容置疑,阿拉伯圈子是这些圈子中最重要的,也是与我们关系最密切的圈子。”“我们必须置身其内,并且在里面竭尽全力采取行动的第一个圈子,就是阿拉伯圈子。”为此,纳赛尔把外交的重点放在团结各个阿拉伯国家上,努力支持各国的民族主义运动。

与凯末尔不同,纳赛尔把伊斯兰教视为一种重要的力量,是维系阿拉伯民族感情使其走向统一的纽带。因此,纳赛尔采取了不同于凯末尔主义那种完全政教分离的方式,而是采取了限制与利用相结合的方法,一方面利用宗教的影响力为民族主义政策服务,另一方面又要将宗教力量控制在一定范围内,防止其影响甚至代替以民族主义为导向阿拉伯统一事业。因此,纳赛尔取缔穆兄会也就不足为奇了。

 

【注3】值得说明的是,一提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往往人们立即会将其与“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的名字等同起来。其实这是不正确的,就民众而言无论是伊斯兰复兴思潮还是运动,本质上都是纯宗教或者“宗教-社会”性质的,对于某些伊斯兰政党和政治组织来说,则可以是说“宗教-政治”型,以宗教作为政治资本。而对于那些滥施暴力滥杀无辜的恐怖组织来说,他们的目的干脆是纯政治性的,宗教对他们来说不过是通过歪曲教义蛊惑人心进行极端活动的伪装外衣而已,不但严重威胁世界的和平和安全,与真正原本的伊斯兰教精神也是格格不入的。

 

【注4】1984年,穆兄会与华夫脱党结盟参加议会选举,获得58席,其中兄弟会控制8席。1986年,总指导泰勒迈萨尼去世,由阿布·纳绥尔担任总指导。纳绥尔表示:在当前形势下,埃及建立伊斯兰国家的条件并不成熟。当前最重要的是为伊斯兰教法的传播做工作。他指出,伊斯兰教法是解决一切的办法,并积极参与1987年得议会选举,在选举中与社会主义劳动党、自由党结盟,获得了60席,其中兄弟会掌握36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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